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在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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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之我见

发布时间:2012-02-14 15:12    文章来源:www.fadaren.com    点击:


    摘要: 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概念及其区分理论的涵义、价值、理论基础,应当予以反思:物权契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分行为,它与处分行为在概念、价值取向上均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因此,应当对“臃肿”的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理论进行“消肿”“减压”,废弃物权契约这一无用的“盲肠”与“蛇足”,从而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理论获得正本清源的认识。

    关键字: 负担行为/处分行为/债权行为/物权行为

    张康林  武汉大学法学院

    在德国民法中,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是法律行为中的最基本的分类。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亦接受了这一理论。王泽鉴先生称:“法律行为最重要的分类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二者贯穿整部民法,可称为民法上的任督二脉,必须打通,始能登人民法殿堂。” [1]笔者怀着打通民法上的重要通道而步入民法殿堂的冲动与愿望,曾长时间专注于此,对该理论进行反思与探究,得到一些心得与管见,现与学界交流,以就教于大家。

    一、德国法中的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的涵义及其价值

    欲全面通透理解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的理论,必须准确掌握其涵义与价值。由于该理论主要是德国概念法学的产物,因此,中国学者一个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德国法,掌握其概念的精髓。在德国法上,负担行为是指使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或若干人)承担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义务的法律行为。负担行为的首要义务是确立某种给付义务,即产生某种“债务关系”(《德国民法典》第241条) [2].可见负担行为产生的是给付义务的请求权,而依德国通说认为,在请求权和债权之间不存在实质上的区别 [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负担行为主要包括债务合同。不过并不是任何一项在债法中规定的合同都是负担行为,像债务免除以及债权让与的行为都是处分行为 [4].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作用于某项现存权利的法律行为,如变更、转让某项权利、在某项权利上设定负担和取消某项权利等。理论通说认为,处分行为包括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

    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有哪些不同呢?第一,客体不同。处分行为适用客体确定原则,即最迟在处分行为生效之时,处分行为所涉及的具体的客体必须予以确定;而负担行为则无此要求,负担行为在债务具体化为特定的物件之前就已经有效。第二,是否要求有“处分权”不同。处分行为以处分人有处分权为生效要件;而负担行为因为其在债务具体化为特定的物件之前就已经有效,所以并不以对其具体化的客体有处分权为必要。第三,是否需要公示的要求不同。对于物权法上的处分行为(仅仅对于物权法上的处分行为),适用公示原则。在通常情况下,处分行为必须通过某种公示手段(登记或交付)对外表现出来;而负担行为则不需要公示即生效 [5].以上这三点区别,归根到底是其标的的不同,即处分行为的标的确定(特定),而负担行为的标的则无此要求。

    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区分价值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德国权威学者的论述:“最重要的处分行为是转让权利的行为。这类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对有关权利的归属作了变更,进而改变了财物的归属。对于这种财物归属的变化,任何人都必须予以尊重。这也就是说,这类处分行为的效果可以对抗任何人,这种效果是‘绝对的’。与处分行为相反,负担行为使行为人仅仅相对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特定的人承担义务,因而它们只具有‘相对的’效果 [6].由此可见,该理论的首要价值是区分相对性和绝对性的法律关系,即相对权和绝对权。当然通过该理论的区分而产生的不同性质的权利进而来构建潘德克顿民事权利体系,则是其价值的延伸。

    二、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的理论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该理论的最大价值是区分不同的法律关系并进而构建权利体系,这是从实践需要(包括立法实践)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我们还必须结合其产生背景来探究其理论基础,寻找其历史的合理性。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是法律行为最基本的分类,它们是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而法律行为是其上位概念,由此可知法律行为理论是其共同的理论基础。另外,该理论主要目标是,通过区分不同的法律行为产生的不同性质的权利来构建潘德克顿权利体系,由此可推知,潘德克顿权利体系(即物权、债权、亲属权、继承权)是其另一个理论基础。

    (一)法律行为理论

    法律行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它是私法自治的工具,支撑着私法自治理念的运行 [7].法律行为是一个通过归纳而抽象出来的概念,如果通过演绎的方法对法律行为概念进行细分,则首先的分类,就是依法律行为的成立所需要的意思表示的数量而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其次是依法律行为的效果而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再次是依法律行为发生效力的时间点而分为生前行为和死后行为。其实这三种分类的原形都是合意契约和遗嘱。所以,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不仅是逻辑上的需要,而且也是符合生活实际的,是实践的需要。

    (二)债权物权区分理论

    依德国法理论通说,负担行为也就是债权行为,而处分行为包括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主要是指物权行为;正是因为如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稍加转换就会变为另一个区分,即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区分,且有喧宾夺主之势。那么,我们在此提出的问题是,德国法理论为什么要提出这种区分呢?这种区分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正如前文所述,近代德国潘德克顿私权体系是其理论基础。而债权与物权的概念与区分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因而可以说,债权与物权的区分又是潘德克顿私权体系的基础,这项工作主要是由近代民法学之父萨维尼完成的。“萨维尼基于对私法体系的重新认识,直接将债权与物权进行对比研究,构成债权物权区分说的真正起点。他指出债权和物权在客体和相对人这两方面的区别。他还以物权行为作为从债权向物权转化的桥梁,将物权行为作为彻底区分债权与物权的内在支撑,使债权物权区分说自始与物权行为理论紧密结合。” [8]从这个角度来说,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或物权行为区分原则)是债权物权区分说的具体的理论基础。

    其实,萨维尼创立物权行为理论无非是贯彻物权法中的私人自治而已,是为了贯彻其民事权利体系思想:权利乃是人对标的的意思支配,债权是人对他人行为的意思支配,物权是人对物的意思的支配;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变对他人的意思支配,形成债权行为,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变对物的意思支配,形成物权行为 [9].

    萨维尼的这一思想深受康德的人格伦理主义的影响,其关于法律关系本质的思想更是直接受康德《权利的科学》的影响和启发,他认为“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个人意志独立支配的领域”,从意思支配的不同标的人手,分析法律关系,依意思支配的三类不同的标的即自己、不自由的自然、他人(的特定行为),而分别形成人格权、物权、债权,从而达到了构建民法上不同的权利体系的目的 [10].受康德自由意志哲学的影响,出于对他人自由意志的尊重,债权的标的只能是他人特定的行为,因而债权人不能对该他人特定行为进行支配,只能对其请求,所以债权是请求权;而物权则是对不自由的自然的支配,并不关涉他人的自由意志,因而是支配权。

    萨维尼创立物权契约,在当时“着重于扩大‘契约’领域,缩小‘强行法’” [11]的时代,便是合理的产物,它扩大了私法自治的范围,这样意思自治的触角不仅可以伸到债权法领域,而且也可以伸到物权法领域,还能伸到亲属法、继承法等领域。由此,通过不同的法律事实产生不同的权利,进而构建起逻辑严密、气势磅礴的潘德克顿民法体系。物权行为理论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民事权利体系化以及法典化的时代潮流。

    三、对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区分理论的反思

    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是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是依其产生的效果而对法律行为进行的一种最基本分类,它不仅是逻辑理性的要求,而且也是实践理性的要求。然而,有问题的是,依据萨维尼的“债权物权区分理论”和“法律关系本质学说理论”,而推导出来的物权行为区分理论,它不仅把实践中的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区分开来,而且也把一个完整的交易行为拆分为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行为,即一个负担行为和两个处分行为相区分。这种人为的拆分,不仅使物权行为理论倍受争议和批评,而且也使原本清晰的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区分理论显得扑朔迷离,这促使我们对这一层次的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区分理论进行反思。

    (一)物权契约并不存在

    物权契约是转移物权和接受物权的合意,它是从债权到物权转化的桥梁,通过它产生的是物权关系的变动。笔者在此质疑的是,物权契约真的存在吗?物权契约能产生物权关系的变动吗?康德曾说:“通过契约,我获得了另一人的允诺,它不同于被允诺的对象;但我却因此而在我拥有和占有的东西之外又加上一点东西。通过取得一种主动的责任,我能够对另一人的自由和能力施加压力,于是,我的占有就变得多了一些。我的这种权利只不过是对人权。”“通过契约所获得的仅仅是对人权” [12].这就表明,所有的契约,都只能是债权契约,是负担行为,产生的只能是对人权(即债权),而不能够直接产生物权关系变动,所谓的“物权契约”并不存在。事实上,康德的确说过“‘占有行为’又构成一项特殊的契约” [13],但这并不表明他认为交付是一项物权契约,而是认为:“根据这个特殊的契约,转让该物的人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继续是它的所有者,并必须对该物可能发生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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